白托村远程调研追记

白托村远程调研追记

文/范小建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昌都战役胜利70周年，也是昌都解放70周年。为了使西藏自治区能够从封建农奴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迅速进入长治久安与快速发展的轨道，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自治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经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西藏自治区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向进步，从贫穷向富裕，从专制向民主，从封闭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社会进步。

　　10多年前，我结合自己20世纪七十年代在昌都地区洛隆县下乡工作的实际，写过一篇《怒江深处的回忆》(以下简称《回忆》)，作为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文章从小山村的角度，描写了藏东山区农村改革开放前的情况。如今，改革开放已经41年了，到底又发生了多大变化，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21世纪以来，我几乎每年都去西藏，每次去都要到西藏农牧区进行调研，仅昌都地区就去过五次，还组织编写过几本关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的书籍，但由于时间较短，没有深入调查存在不少缺憾。我一直希望能够再次对白托村做些深入调研和了解，与我当年的《回忆》一文做些比较，弥补不足。

　　我本想借昌都解放70周年纪念的机会再回昌都看看，但疫情突袭又增了许多变数。经昌都市扶贫办张斌副主任的介绍，4月上旬我很顺利的与目前白托村“强基础惠民生”工作队（即扶贫驻村工作队）队长四朗陈列建立了微信联系。陈列是洛隆县医保局局长，也是今年白托村驻村工作队的队长。虽然他工作很忙，还是十分爽快地答应我，愿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4月10日到23日，我前后通过微信向他提出了150多个问题。他虽然很忙，但利用工作之余很耐心地向我做了解答或说明，并根据我的要求，发来了几十张照片，帮我了解白托村的真实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现代通讯的便利再一次超乎了我的想象，白托村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遥想40年前的白托，真有隔世之感。

　　一、信息革命与社会进步

　　白托村地处怒江上游，海拔4000多米，坐落在一个靠近山顶的地方，有123户，805人。

　　20世纪七十年代，我大学毕业进西藏大体是这样一个过程：从吉林省长春市到甘肃柳园乘火车走了三天，从柳园到拉萨坐汽车走了六天，从拉萨到昌都还是汽车又走了四天。后来，我参加驻村工作队到新荣乡白托村（过去叫新荣区白托乡，以下除引文外均用现名），我先从昌都到洛隆坐两天汽车，再从洛隆到白托村骑两天马。那个时候，在昌都要看当天的报纸，至少要等半个月，而在白托村想看当天的报纸，等三个月也难。村里没有电话，乡里也没有邮局，上级的文件要靠专人徒步或骑马传递，无论是人还是马，每次要支付1元钱的工钱(那时内地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8分钱，北京市内平信的邮资是4分钱)，我那时的工资每月为42.5元。在那个时代，接收信息最快是收音机，我下乡时带了一台，虽然频道不多，但可以收听到当天的消息。

　　而现在，村民家家都有了电视机和智能手机，据说那里4G信号全覆盖，从这几天与陈列联络的情况看，文字、图像传输快捷清晰，虽有瑕疵，但总体感觉不错。除了老人和儿童，学生和青壮年大多会使用微信，村里的小商店也可以用微信支付，个别年轻人也开始尝试网购。这种变化用“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二、基础设施加快推进

　　2014年那里建设了通讯基站，通讯领域的变化突飞猛进，但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非都能来得这么快。新荣乡40年前的交通连砂石路也没有，“从洛隆县到白托乡，骑马要骑两整天，只有一条牛马踩出的小路与区、县相通；其间要过两次江，一座吊桥，一座木桥，都是危桥，年久失修，不知何时就会将行人、牲畜堕入江中。远远看去，山路就像一条线，时而缠在山腰，时而盘桓而上，险象环生。有时，行到绝路之处，会有一段石头垒起的栈道或两根树干搭成的‘桥’助你通行，脚下则是悬崖峭壁、数十丈的深渊”。

　　今天，新荣乡所辖的5个行政村都通了路。县通乡是油路，而乡通村还是砂石路。通村路只有两米宽。但也很不容易了！年久失修的木桥已经被钢筋混凝土的水泥桥所替代。现在，老乡们出行方便又安全。道路改善直接带动了出行方式的改变。目前，白托村老百姓家家都有摩托车，甚至还有汽车，靠步行和骑马出行的方式已经成为过去。

　　2016年白托村接入了藏东电网。有了电，不仅家家有了电灯、电视机、电冰箱，而且几乎家家都有了脱粒机和扬场机。想起当年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把柴油机、脱粒机、扬场机拆散，用牦牛驮回村里，再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装起来的历史，40年如梦亦如幻。

　　2010年白托村实施安居工程，后来又实施了危房改造工程。目前，村民的住房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住房还是土木结构，但看上去的确坚固了许多。窗户也比原来大多了，室内的采光条件有了根本改善。楼层之间，原来一根原木砍成的扶梯，现在已经全部改为宽敞的楼梯了。过去三块石头架着一口锅的火堂，如今都换成了铁皮炉子。过去室内简陋的陈设已经被今天充实的家具所取代。

　　三、公共服务明显改善

　　没有文化，就难以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40年前的“白托乡文化最高的人是藏文小学四年级，在全村只有四、五个人，绝对是‘凤毛麟角’。小学只办到四年级，只教藏文，不教汉文，且很少有人能够读完。我在那里就是向一位有四年级文化的老师公秋才旺学藏话，他是小学校的校长。”而现在，西藏全区实行了15年义务教育免费“三包”政策。

　　为了整合乡村分散的教育资源，这些年，西藏的学校建制作了较大调整。行政村一般只有幼儿园。白托村幼儿园是2018年国家投资194万元兴建的。园内有22名孩子。幼儿园的老师只有一个正式工，月工资7800元，还有一个是代课老师，月工资2500元。新荣乡有一所完小，学生实行“三包”政策，全部寄宿制。初中在县里，同样也是“三包”。孩子到乡里、县里上学，主要靠父母骑摩托车接送。高中设在昌都市。这样的教育体制，不但可以保证孩子们都有学上，而且还有较好的教育。当然，交通安全和出行成本仍然是比较突出的矛盾。

　　白托村是信教群众比较多的地区，这里有一座寺庙，喇嘛18人。据了解，寺庙并无佛事活动，青年人对当喇嘛也不感兴趣。喇嘛没有工资收入，一般就跟家人住在一起。

　　40年前的白托村，“乡里没有卫生室，更没有医院。老百姓生了病，只能硬挺着。实在挺不过去了，就到区里的卫生室拿点药。从村里到区里，骑马要整整走上一天，可以想见看病有多难。妇女都在家里生孩子，婴儿生下来就放在一个筐里，周围放满羊毛。婴儿的食品，除了母亲的奶水，就是糌粑糊糊。由于没有勺，只好由母亲用手指和好，再抹到婴儿的嘴里。因为工作队里我的文化程度‘最高’，能够基本看懂药品的说明（全是汉文），所以我在乡里时，既是工作队的‘队医’，又是乡里的‘赤脚医生’，同事和老乡生病都找我。有一次，一个老乡杀羊时，把手搞破了，整个手掌都化了脓。第一次来找我时，手伸出来就有一股恶臭。我不会打针，更没有打点滴的条件，只好给他口服的消炎药。由于他们轻易不用药，虽然是口服药，治疗效果也十分明显。可稍好一点，他就不来了。等我再见到他，手掌已经烂透了。左手中指的第三节骨头从皮肤下面扎出来，露着淡黄色的骨头碴儿，上面两节手指只有皮和筋还连着，挂在那里。伤口依然泛起阵阵恶臭。我叫他赶快到县医院看去。等半个月之后，我遇到他，他左手的中指已经截肢了。”

　　现在的情况则有了很大改变。白托村有了卫生室，有两个村医，一般的头疼脑热村医都能看，打针输液也都可以。在正常情况下，村医和乡镇卫生院都能接生孩子。当然，目前乡卫生院还做不了阑尾炎这样的手术。现在，全县的农牧民都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为100％。只要参保了就有大病统筹，大病保险年度最高赔付限额为14万元。看病在县域内执行的是“一站式”结算，贫困人员在昌都市域内定点医院执行是“先诊疗、后付费”的模式，出院时需个人支付不在报销比例之内的资金。参保个人缴费档次分为250元、120元、60元三个档次可以自行选择。报销比例按缴费档次不同而不同。这些做法，解决了有地方看病和看得起病的问题。

　　40年前的白托村有个供销社的零售点，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但后来改革了，就没有了。40年前，每年秋天还会有远方来的“商人”，赶着牛群到这里用红糖、盐巴换些粮食、酥油之类的物品，以物易物，现在也没有了。现在的白托村有村民自己开的小商店，货物品种也比较多，不仅有平锅、水壶、暖水瓶这些传统商品，还有孩子们喜欢的各种零食、玩具，还包括蔬菜、鸡蛋，以及各种服装、鞋帽和卡垫之类。据工作队的同志讲，除了一些大件，像摩托车、电冰箱、手机等数码产品需要到县城去买，其他东西在小商店基本都能买得到。

　　四、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统计方法和基础数据方面导致2019年白托村老百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时难以核算清楚。我自己估算，大体上在6000元～7000元。虽然这个数据与全区农牧民的平均水平相比，处于偏低水平，但我认为，老百姓的衣食状况还是比较让人放心。40年前的白托村，粮食根本不够吃。一方面自己不够吃，另一方面还要交公粮。返销粮的配给水平非常低，一个劳动力每天只有3两多一点！非劳动力则完全不在返销粮政策考虑范围之内。春荒时节，野菜充饥更是家常便饭。而现在，按当年粮食产量计算的人均占有水平在640斤左右，每家每户存粮都比较充裕。农民家里的畜产品也能自给自足，农牧业生产处于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状态。过去的穷人家，一家人只穿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鞋子也是破破烂烂，不是露着脚趾头，就是露着脚后跟，鞋帮很少是完整的，跟打赤脚差不多。全村只有一户人家有被子，其他人家大多是白天穿什么，晚上盖什么。而现在，老百姓的衣服足够穿。据了解，村民现在已经不需要裁缝或自己缝制衣服了，全部到村里商店或县城购买，也很少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每人至少有两床被，可以说是吃穿不愁了。

　　生态扶贫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好机会。白托村有47448.71亩国有林，每亩补偿4.85元，补偿总额23.01万元，人均补偿285.87元；有草场4835亩，每亩补偿26.98元（含草畜平衡款），补偿总额13.05万元，人均补偿162.08元；安排生态公益岗位352人，每人每年工资收入3500元，全村人均1530元，仅生态扶贫收入，全村人均1977.95元。再加上其他政策性收入，比如粮食直补、低保五保、养老保险和资产收益扶贫，各种政策性转移性收入合计2415.26元，仅次于虫草收入的2849.89元。

　　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在县乡政府的支持下，白托村采取“飞地经济”的办法与其他乡村合作，用扶贫资金投资了4个集体经济项目，有的在乡政府所在的通纳村，有的在洛隆县城。这些集体项目承包给私人经营，每年村里可分得承包金8.5万元，参股的60个贫困户，每户每年可分红1375元。

　　脱贫攻坚以来，村里建档立卡62个贫困户，共有432人，其中包括2户“五保户”和24户低保户，目前都已经脱贫。2019年洛隆县的农村低保标准是4713元。这些年每年农村低保标准都会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白托村村“两委”干部共有6人，村党支部书记或主任每人每年报酬28185元，其他村干部报酬14109元；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3人，主任每年报酬14526元，成员7272元。

　　2018年—2019年修建了新村委会，新村委会里办公的地方、住的地方、做饭的地方、值班的地方、开会的地方、活动的地方、便民服务大厅都有。

　　白托村党支部共有党员43人，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23岁。支部书记卓伦卡，56岁，初中毕业，2006年当选，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第一书记吉鲁，35岁，大专学历，2020年由县公安局选派，他有热情、想干事。

　　五、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40年前的白托村比我在内蒙古自治区下乡插队的那个地方不知落后多少年。这些年来，我与这两个村都有联系。我强烈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发展上的差距在缩小。

　　白托村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矛盾。从了解的情况看，有五个突出矛盾：

　　一是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矛盾。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方式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是因为生产方式的落后状态变化不大。比如说，在电视机、摩托车、智能手机已经普及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还是“二牛抬扛”，没有水浇地。粮食亩产还停留在200多斤的水平，奶牛的产量也不高，一头奶牛一年的酥油产量大约只有6斤，仍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二是现代文明与历史痕迹的矛盾。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的影响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是历史的痕迹依然很深。全村18～60岁有524人，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占比超过70％；在普及15年义务教育，所有学龄段青少年都接受现代教育的情况下，存在7户一妻多夫制家庭，年龄最小的女主人只有18岁。

　　三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路、电、通讯、住房以及教育医疗进步很快，另一方面是水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白托自然村现在只有三个取水点，平均30户一个取水点，取水距离最远有800米。

　　四是外部帮扶与自身动力的矛盾。一方面外部帮扶力度很大，硬件建设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内在动力严重不足。如果不包括公益岗位工资收入的话，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只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额的5％；现金收入中，虫草收入占一半以上，其他收入主要靠政策性和转移性收入；集体经济发展滞后，资产收益扶贫项目是用扶贫资金参股，白托村无人参与管理和劳动；互助合作等带贫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

　　白托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四朗陈列向我反映，“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地的减贫工作没有大的影响，村民和驻村工作队最关心或共同希望有个白托村村民自己管理和经营、能够为村民增收的集体经济项目。白托村离县城远、海拔高，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差，目前其他能为村民增收的渠道还没有找到”。当然，总体情况越来越好，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对于白托村的未来，他们仍然充满信心和希望。

　　（作者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原副组长、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